圖片來源“高笑喜劇”社交媒體賬號
作者 | 劉 言
編輯 | 秦珍子
脫口秀又上熱搜了。
這次不是因為段子內容引爭議，而是緣起于一個稱呼。
幾天前，上海一位29歲的女士發帖吐槽，看脫口秀被主持人互動喊“大姐”，見她不悅，主持人迅速改口“小姐姐”，她直接回了句“滾”。
該女士將此經歷發到社交媒體，稱自己感覺被冒犯。演出主辦方公開致歉并表示贈送兩張門票補償，她依然不接受，并回復“這一補償無法彌補我的心理創傷”。“肇事”喊“大姐”的主持人也發文致歉，說自己“使用了不當稱呼”，絕無針對或調侃。
脫口秀向來被稱作“冒犯的藝術”，也常有主持人與觀眾互動、開玩笑的環節。這次事件影響范圍很小，卻很神奇地成為網絡熱點。不少圍觀群眾很不理解：“一句‘大姐’，能把你冒犯成這樣？是不是太開不起玩笑了？”還有網友發出邀請，歡迎來天津，女性無論年長年輕，都能享受“姐姐”優待。
的確，在公眾普遍的認知里，“大姐”一詞沒有形成什么約定俗成的負面含義，以往還是對女性的尊稱，這是很多人認為新聞當事人過于敏感的理由。此前，涉及女性的“污名化”稱呼包括：“小姐”和特殊行業掛鉤；“大媽”成為無知、不講理的代名詞，還被收入《牛津英語詞典》。
事實上，如果年齡稍長，你也許對1991年央視春晚上宋丹丹、黃宏主演的小品《手拉手》有印象。當黃宏求饒似地說出那句：“辦事就得講究個和氣，你說對不，大姐？”宋丹丹立刻回懟：“你管誰叫大姐呀？瞧你那一臉褶子，你還管我叫大姐吶？”黃宏也趕緊解釋：“我這不是尊稱嘛。”
如果文藝作品是生活一角的凝練，那么可見，不同人、不同場合、不同語氣說出的“大姐”，確實會讓聽者感到冒犯。
不過，回看主辦方放出的現場錄像，不難發現，主持人是在和觀眾互動過程中同時稱呼臺下的兩位男士、女士“大哥、大姐”，從語境和語氣中很難品出明顯的惡意。
據當事女士自己描述，讓她感到不適的，是在被叫“大姐”那一刻，“不僅僅是年齡問題，更像是一種社會對女性的無形壓力。想想看，我們過了25歲，是不是經常會被周圍的人提醒：‘你該結婚了’‘你不再年輕了’。聽到這些話的時候，我們心里總是會一緊，但從沒像昨天一樣，讓我如此直接地感受到來自公眾的壓力。”她這樣寫道，“這句話像是在提醒我：你老了，你不再年輕了。瞬間，那些藏在內心深處的焦慮全被勾了出來。”
這種焦慮我完全能夠理解。它不單單是對自身年齡和形象的在意，也有著被社會時鐘推著走的緊迫感。也許當事人走進脫口秀劇場前，剛剛經歷過周圍人的催婚，“你快30了，也老大不小了”，于是面對“大姐”一詞產生了應激反應。
這種緊迫感背后，是在以往的評判標準中，不少人認為女性的年輕是優勢、“人老珠黃”是自身價值的貶值。大家可能經歷過，20多歲的時候，小朋友喊一聲“叔叔/阿姨”而非“哥哥/姐姐”，我們還能調侃自己；真的年長了，不僅不希望自己被喊老，還試圖教孩子“高情商”，管警察叔叔叫小哥哥，管乘務阿姨叫小姐姐。
類似的爭議兩年前曾在杭州上演。一名14歲女孩在火鍋店喊30歲的服務員“阿姨”，遭到兩次無視。該服務員后來稱，女孩的稱呼顯得她很老，她不能接受，選擇了無視。而女孩認為，在無法判斷真實年齡的情況下，稱呼較自己年長的女性為阿姨才禮貌。
梁實秋曾在散文中寫道：“估量女士的年齡不妨從寬，七折八折優待。”近年來，“小姐姐”這樣的稱呼流行開來，聽者已然耳朵發膩。在一些學者看來，這是“語言上的賄賂”。然而可悲的是，低齡化的稱呼非但不能改變隱藏在它背后的價值判斷——年齡的增長意味著自身價值的貶值，反而固化了這種度量衡。
社交媒體中，關于此事的討論，話題大多是“29歲女生被叫大姐”，在筆者看來，先不談“女生”用法是否準確，這類標題在恐懼和諂媚的同時，完成了對女性自然生命歷程的生硬切割。
想想看，在前述女士憤然將被稱為“大姐”視為一種冒犯并發文開懟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否也是在對那些日常被叫做“大姐”的女性群體進行以年齡為尺度的負面評價呢？
人都在一天天老去，也許會容顏衰老、精力減弱，但與之相伴的還有認知提升、閱歷增長、經驗積累……年齡這個再普通不過的屬性，不應該成為評判人的標準，也不會成為束縛女性施展才華、釋放魅力的枷鎖。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要輕易地拿年齡卡尺去比量他人的生活，給某一個年齡階段加上身份、任務、職責，我們應當尊重個體的選擇，壓力源消失了，某個稱呼就不再擁有開啟焦慮和不適的能力。
不妨從對“大姐”的脫敏開始，善于發現并欣賞自己每一年齡階段的閃光，讓不同年齡段的人被大大方方地稱呼、被平等地理解和尊重。
更何況，還有那么多“大姐”被我們愛著。
在書寫新中國歷史的女性群英中，有一位廣受愛戴、公認的“大姐”，無論老幼，大家都親切地稱她為“鄧大姐”，她也欣然接受。她正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鄧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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