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歲的網紅企業家董明珠又“霸屏”了。但這一次不是因為那句“讓世界愛上中國造”，而是一句讓人瞠目結舌的表態：
“格力絕不用海歸派，只在國內高校里培養自己的人才。海歸派里有間諜，我不知道誰是誰不是，我只能保守地選擇。”
這一表態并非私下交流，而是董明珠在格力電器（SZ000651）臨時股東大會上公開回應格力“管理層年輕化”時，親口講出的。
此次股東大會上，董明珠以超過35億股的同意票數、124%的高贊成票率當選新一屆董事會董事長，開啟她執掌格力電器的第五個三年任期。與此同時，她不再兼任總裁職務，由張偉接任。這一人事調整也意味著格力內部管理結構開始出現微妙變化。
盡管董明珠強勢風格保障了格力在多次關鍵轉型期的果斷決策，但她的“個人光環”正成為格力治理現代化道路上的一道復雜變量。
此次關于“海歸派”的言論，更是引發了輿論海嘯，也讓公眾和資本市場不得不重新審視這位網紅企業家的“認知局限”問題。
董明珠的言論，表面上是出于“安全”考慮，但其實暴露的是一種對“他者”的深度防備——一種將“海歸”等同于“間諜”的危險思維方式。
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將“海歸群體”與“間諜”畫上等號，本身就是一種情緒性指控。這不是國家安全層面的專業判斷，而是典型的捕風捉影，甚至是無端抹黑。
放眼中國科技史，從“兩彈一星”的錢學森，到如今人工智能、芯片、生物醫藥等關鍵領域的突破，哪一個離得開海外歸國人才的貢獻？
董明珠否定的，不是某一類人，而是一個群體的時代價值。歧視海歸，是對國家整體安全觀與人才觀的嚴重背離。
你可以不用海歸，但你不能把他們污名化。
企業家本該最尊重的是能力，是技術，是業績。但現在，一部分企業家仿佛成了民粹言論的代言人，熱衷扣帽子、劃陣營、制造對立。
歷史回溯，大清都知道要派“留美幼童”，并且培養出了詹天佑這樣的工程奇才。那是一個已經腐朽的帝國尚且具備的開放視野。
而如今，中國站在全球科技產業鏈的關鍵節點上，正需要兼容并包、廣納英才。此時卻有企業家高調排斥“海歸”——這不僅令人寒心，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時代的退行。
品牌對個人領導者的高度依賴，帶來的不僅是光環，更潛藏結構性風險。
董明珠在戰略制定中擁有絕對主導權，進一步固化了“內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格局。董事會缺乏有效制衡，一旦方向失誤，糾偏空間極為有限，其帶來的負面后果遠甚于集體決策下的容錯機制。
例如，格力的多元化戰略屢次折戟：手機業務曇花一現，重金押注的銀隆新能源至今營收占比不足2%，格力整體收入仍高度依賴空調主業，占比高達78%。
反觀美的，早在十年前即啟動事業部制改革，成功布局智能制造、機器人、工業自動化等多元領域，營收結構顯著優化，總營收突破4000億元，達格力的2倍，抗風險能力遠勝格力。前者的集權式路徑與后者的制度型進化，構成鮮明對比。
“董明珠健康家”的命名雖在短期內帶來流量紅利，卻削弱了“格力”這一國民品牌的長期認知錨定，尤其在年輕消費群體中，其過于強烈的個人符號感難以建立持續共鳴。
近年來，格力高管頻繁變動，核心高層出現離任潮，“接班人”王自如與孟羽童“夭折”，反映出企業在梯隊建設與人才培養上的明顯短板。
“董明珠卸任總裁，格力還姓董嗎？”已成為市場關注的核心問題。而她公開表示“絕不用海歸派，因為可能有間諜”的爭議言論，也加劇了外界對格力企業文化包容性與治理透明度的質疑。
格力的挑戰并不止于“換人”層面，真正的轉型關鍵在于打破“董明珠依賴癥”，建立起具備持續韌性與傳承能力的現代企業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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