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一生僅創作了不到160首詩歌，卻被視為中國現代詩歌第一人。他的翻譯事業影響了后來眾多的文藝讀者，他譯出的普希金、雪萊、拜倫、奧登、丘特切夫等大詩人的詩句廣為傳誦。

最新出版的《幻想底盡頭：穆旦傳》，評述了詩人穆旦，同時也是翻譯家查良錚一生的生活、創作和思想世界。專注研究穆旦20多年的中南大學教授易彬，依據新發現的材料，重敘了穆旦一生經歷的關鍵事件。

書中提到，二戰時期，時任西南聯大教師的穆旦離開校園參加中國遠征軍，以隨軍翻譯的身份入緬作戰，經歷了“野人山”的九死一生。抗戰勝利后，他一度顛沛流離，換了多份工作，當過公司職員，做過聯合國下屬機構的工作人員，還曾在東北辦過報紙。這段時間的磨礪，構成了穆旦精神底色的重要部分。

生還后的升華

穆旦本名查良錚，1918年4月5日生于天津，1935年進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因戰爭形勢影響，他與清華師生一起經歷了長途遷徙。據他同行的伙伴記錄，他曾在參加旅行團之前買了一本英文小字典，一路邊讀邊背，背熟后就撕掉書頁，到達昆明時已完全撕光。

1940年7月，穆旦畢業，被聘為西南聯大外國語文系助教。1942年3月初，他作出了從軍的決定。易彬在新書分享會上說，在這一時期的穆旦，一方面在教學與文藝生活中接觸了現代主義詩歌及其理論，發展了自己的藝術；另一方面，他的從軍決定，也為他帶來了非常切身的體驗，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

1941年底，隨著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于1942年初相繼占領中國香港、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并兵分三路入侵緬甸，對中國抗戰大后方構成威脅。1942年2月，中國遠征軍成立，為了與英美軍隊聯合作戰的需要，國民政府向戰時大學征調譯員。

“當時學生從軍的人數很多，到昆明可以看到云南師范大學校園里有一座紀念碑，碑后文字記錄了800多名學生從軍。但是學生與教職員從軍數量的差距極大，據記載只有助教2人、職員13人。穆旦就是為數極少的當時選擇從軍的老師之一。”易彬說，穆旦從軍的動機很難斷定，“從后來的交代來看，他覺得聯大的生活太安逸，要寫詩必須多體驗生活”。

中國遠征軍在緬甸戰場

起初取得了一些局部性的勝利，但沒過多久，就因戰略部署和指揮失當等原因而陷入絕境。1942年4月29日，日軍攻占臘戍，切斷了遠征軍回國的主要通道。杜聿明親率第5軍新編第22師，穿越滇緬印邊境的“野人山”雨林地區，其間隊伍饑病交加，全師9000人減員至3000余人。穆旦就是野人山行軍的親歷者。易彬提到，2012年他曾出版《穆旦評傳》，當時還只能依據穆旦后來寫的詩歌和野人山幸存老兵的回憶等資料，間接回看這次生死行軍。穆旦在1955年的《歷史思想自傳》中寫得也很簡略，如“在森林中步行四月余始抵印度，曾有一次七八日未食，又一次五日未食，死人很多。”2019年之后，一個新的重要文獻出現了，這就是1943年5~7月，穆旦在《春秋導報》上分6次連載、共有9節的文章《苦難的旅程——遙寄生者和紀念死者》。

《幻想底盡頭：穆旦傳》中引述了該文的一些片段。穆旦寫到，在1942年5月14日之后，他們就步入了“無涯的山林，寂靜、幽暗、神秘，再沒有戰事，也沒有人煙”，“地球上現存的最原始地帶，它正等待著我們長期的痛苦的跋涉”。周遭全是鳥鳴、蟲鳴、猿鳴，是植物的世界、是綠色的海，“回國的希望還渺茫得很，我們沒有什么話可說”。很多戰士因不知名的病，倒在了路上，因作戰受傷的戰友“多已自戕途中”。

漸漸地，水、米都不知何時可以取到，地圖也無法指向了，“前進卻又是一個神秘的不可知”，“我們都異常地渴望母親，家鄉和友人”。隨著生死行軍的時間推移，文字也變得愈加恐怖：“我覺察出每個人都開始有了一個陰謀。我們都在暗暗地彼此傾覆。就是最密切的同伴都不可靠了。”密林中的大雨害死了很多人，讓米都發酵了，同伴的病情緊急，在河中搭橋的工兵不斷被沖走，隊伍在絕望中用最后一點力氣行走。

易彬提到，穆旦的長詩《隱現》寫于1943年3月，重訂于1947年8月，是他在生還歸國之后，寫野人山經歷的“痛定思痛的長吟”，里面的一句“坐在山崗上讓我靜靜地哭泣”被易彬用作書中一節的標題。“實際上就是他在行軍當中目睹了大量的死亡，一路大概都是同伴留下來的白骨，這種經歷深深嵌入到了他的經驗當中，存在在他的詩歌當中。”

從詩歌數量上也可以看到，穆旦1942~1943年都寫詩非常少，且多是充滿強大精神壓力的詩歌；1945年抗戰勝利后則出現了爆發，7月他寫了《給戰士》《轟炸東京》等十多首跟戰爭有關的詩歌，9月寫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是他最為直面野人山生死經歷的作品。1945年全年，穆旦寫了25首詩，是他單一年份寫詩最多的一年。易彬認為，結合穆旦的參戰經歷和戰后創作會發現，切身體驗引發了他深刻的思考。如書中所言，他轉向“對個體命運的強烈審視”。

理想的工作是譯者

1943年1月，穆旦從印度回到昆明，沒有回西南聯大工作。2004年，易彬曾在訪談中問穆旦好友楊苡，后者以中央大學為例分析說，可能就是沒有崗位給穆旦。一部分現實原因是，當時西南聯大名氣雖大，待遇實際不盡如人意，1941年1月初，時任西南聯大助教并在敘永分校工作的穆旦和分校39位青年老師聯署提出請求，希望學校增薪每人每月60元。穆旦后來提到，他需要賺錢贍養無工作的父母，因此需要找一個更好的工作。

那么，從前線歸來的穆旦，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樣的？怎么兼顧文學創作和經濟收入的兩個理想目標？易彬說，穆旦在1943年離開西南聯大之后的幾年里，經歷了很多份工作，但要講他想有什么樣的工作，其實也并非答案清晰，更多是被形勢推著走的。

1943年上半年，穆旦到曲靖，任第五汽車兵團少校英文秘書，實際工作是教團長羅又倫學英文。不久，他轉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滇干部訓練團第一大隊任中校英文秘書，那里有美軍訓練國軍士兵使用美式武器，但又有外事處翻譯員，穆旦也無用武之地，待遇也不佳，遂很快離開。下半年，穆旦到重慶，投考國際宣傳處主辦的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院，其間干了一個月臨時職員，年底至1944年初入新聞學院學習英文新聞。

但這段學習也中斷了，1944年2月，穆旦入職了中國航空公司，成為人事科職員，這是他的務實選擇，因為判斷工資和前途還不錯。到次年5月離開之前，他先后在昆明、貴陽辦事處負責管理客運和英文電報起草工作。1945年余下的時間，他又到曲靖的青年軍207師當中校英文秘書，工作內容也不多。1946年2月中旬到1947年9月，穆旦到沈陽，辦了一份《新報》。易彬說，可能辦報紙是一件他想做的事。1946年回到北京以后，穆旦發現城市生活狀況很糟糕，只有軍人有辦法。他寫了一篇文章《“蝗災”》，1946年3月9日發表在上海《世界晨報》上，寫到北平的人民在抗戰勝利以后“接收人員的虐政”中受苦，民不聊生、物價飛漲。穆旦前往東北辦報，也有實在沒辦法的一面。他全力投入了《新報》的工作，任總編輯，克服困難，使報紙的內容、發行一度形勢很好，1947年的《申報》曾報道稱《新報》當時在遼寧的日銷量過萬份。易彬認為，穆旦以各種筆名親自發表在《新報》上的作品可能達數十篇。

此后，穆旦輾轉多地，供職過聯合國糧農組織駐南京辦事處、駐南京的美國新聞處等。盡管他非常渴望一份安定的生活，但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他留學歸來，到南開大學教書才得以實現。易彬說，其實大學教授也不是他理想的工作，他英語很好，在美國留學學了俄語，他最想成為一名個人譯者。“他慢慢才接受這個選擇，到大學里去。某種程度上，這也是被動的。很多時候，我覺得他不一定有選擇，可能是被時代所推動的。”

《幻想底盡頭：穆旦傳》

易彬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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