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這一生就毀了，26歲。”
一位絕望的母親不久前給一位大學老師發去了一封郵件，她在信中寫道。這名母親的孩子在大學時因虛榮心驅使，偷偷借了大量網貸，直到無力償還時，才向家里求助。然而，這個家庭本就經濟拮據，家用唯一經濟來源是父親每月3000多元的退休金。
“我說讓她買瓶藥喝，死了算了，或者我用刀把她的食指給剁下來一個，讓她一輩子記住。假如她死了，放貸的是否要求家長還？”
如果不是走投無路，哪位母親會對自己的孩子說出如此決絕的話？更何況，孩子還是全家托舉起來的大學生。
這并非個案。
一位山東大學心理學專業教師向妙投反映，這幾年她每年接待300名-500名大學生，其中至少有十幾位因網貸問題出現心理困擾。在目前接診的來訪中，有三名學生甚至已經發展為重度抑郁，需要接受長期治療。
妙投還在黑貓投訴平臺上發現了近期有超過5000個大學生因網貸維權的案例，維權對象包括了分期樂、拍拍貸、度小滿、京東金融等知名平臺。
（圖片來自黑貓投訴平臺）
這很不正常。
早在2016年，監管部門就出手整頓校園貸市場了。緊接著，2017年6月，原銀監會等三部門印發通知，明確要求暫停網絡借貸平臺開展校園信貸業務，禁止培訓、就業類機構捆綁信貸產品，并鼓勵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進入大學校園。
到了2021年3月，銀保監會、網信辦、教育部、公安部、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門下發《關于進一步規范大學生互聯網消費貸款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重拳出擊禁止小額貸款公司、非持牌機構對大學生發放貸款。一時間，校園貸銷聲匿跡。
然而，這么多年過去了，“校園貸”變身為網貸，在大學校園中潛滋暗長。
圍獵
需求往往是人為創造出來的，網貸更是。
網貸的初衷本是為了解決短期資金需求，但它現在有了自己的“需求”，為此它要讓你產生沒有需求的需求。
“為什么我會上這個當？” 這是許多大學生在陷入網貸陷阱后的自我質疑。
起初他們只是在手機瀏覽抖音、京東、美團之類的網絡平臺時，偶然間被引導到（或是注意到）了貸款界面，出于好奇心嘗試了一下，結果沒想到自己卻由此欠下了難以償還的債務。
某大學一研究生，在京東購物時，偶然在其界面上看到了放貸入口，突發奇想，想試試用貸款的方式解決生活費的問題。他有女朋友，住在校外，每個月導師給他800元的補助。他算了算，借貸3萬就可以保證一年的消費，便按一年在京東貸了款。結果，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他總共還了3.8萬元。這個利息，相當于年化利率最低27%。
“放貸那么容易，只要點幾下自己的銀行賬戶就多了一筆巨款，好像白得的一樣。收到催繳通知的時候，才意識到自己無意間鑄成大錯。”有嘗到苦果的大學生對妙投如此表達。
在開篇那封匿名信中，家長也對此表達了不解：“手機上為什么能借錢，怎么不能像銀行一樣到柜臺辦理，手續復雜了，有審核和擔保的，這樣做有難度了，不輕易借到錢，也許就減少類似的事發生！”
那些大學生在借款時，根本未意識到貸款利率高得嚇人。
借款優惠常以“免息”或“低息”的名義吸引消費者，而實際的年化利率往往鮮有人知；一些平臺更常把費用拆解為“每日幾元”的微小支出，讓消費者誤以為負擔輕微。山東大學經濟學教授姜樹廣指出，據他們研究，當消費者了解貸款的真實年利率后，他們對這類貸款的接受意愿會顯著下降。
事實上，京東金融等平臺正是利用了用戶注意力有限和信息不對稱的弱點，故意模糊或隱藏關鍵信息，誘導用戶一步步點擊、一步步陷入。
妙投調研中了解到，很多網貸機構會聘請博士畢業生，特別是來自美國名校的畢業生，利用人的行為缺陷，設計了一些極易讓用戶掉入陷阱的產品。他們會把用戶交互的整個流程設計得非常易得、風險提示很隱蔽，甚至有意隱藏了隱性成本，有點“請君入甕”的意味。
例如京東金條，它會默認勾選一些選項，讓很多用戶在不經意間就被套上了貸款，而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此后要為動動手指這么簡單的事情，付出巨大代價。
舉例而言，京東會給自己的高信用用戶開放一個相對低息的京東金條業務，但能獲批的寥寥，更多的人是被京東金條導流給了平臺合作方。而且很少有人能第一時間發現這個端倪，因為京東只會在申請失敗頁面委婉地顯示一行小字“京東金條陸續開放中”。
普通用戶很難意識到這其實是審批未通過的提示，而就在這一行字出現時，你已經被京東引流至平臺上的非自營貸款產品。
2010年，美國用戶界面設計專家哈里·布里格努爾（Harry Brignull）提出“黑暗模式”這個概念，用以描述在線平臺的經營者通過刻意的界面設計來誤導、操縱、欺騙消費者，做出有利于平臺經營利益，卻極大可能不符合消費者利益的交互決策。
2023年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的副教授蔡濤和講師汪靜合作了一篇論文，名為《助推理論視域下移動交互界面中的黑暗模式研究——基于對130款移動APP的調查》，他們研究發現中國主流APP中普遍存在黑暗模式，與購物、社交、直播相關的APP是黑暗模式分布最密集的地方[5]。
黑暗模式給大學生們挖了陷阱，過高的網貸利率則讓他們爬也爬不出來。
許多網貸機構披露的年化利率為7%至24%，表面上符合監管對貸款利率上限的要求。但實際上，平臺往往通過收取服務費、咨詢費、擔保費、管理費等多種名目，將借款人的綜合借貸成本推高至15%至36%。
比如，京東上一筆接近20萬的放貸，次日還款就要償還利息3000多元，而這其中就包含了京東與貸款鏈條各個參與方的隱形費用。
而且一旦出現逾期，還會疊加高額逾期費用和利滾利，部分借款的實際年化綜合利率甚至超過36%。（注：年化利率24%以下為司法保護區；24%-36%為“自然債務區”，法院不保護，但已支付部分不予返還；36%以上為高利貸，合同無效）
除此之外，多層導流和擔保費用疊加，也在抬高實際借貸成本。
對于網貸業務而言，資金、流量、風控三者缺一不可。
互聯網平臺通常是為金融機構導流，不承擔貸款違約的兜底責任，收取的是固定費用，這樣能夠將流量迅速變現；相比之下，在聯合放貸模式下，互聯網平臺（通常為其持牌小貸公司）與銀行等資金方共同出資，按比例分擔風險和收益，風控和貸后管理也可能共同參與[1]。
擔保方一般為持牌融資性擔保公司，部分具備融資性擔保牌照的助貸機構也可作為擔保方。擔保方向借款人收取擔保費（部分案例顯示擔保費率可高達貸款金額的5%至18%）[4]，并需在借款人違約時承擔代償責任。
資金方一般為銀行、消費金融公司或小額貸款公司，資金方的資金成本多在年化5%-10%之間[4]，部分頭部機構成本可低至3%以下。在整個網貸鏈條中，資金方的成本屬于較為穩定且可控的部分。
互聯網貸款模式的形成，既源于資金方線上獲客和風險控制能力的短板，也反映了市場信息不對稱、風控基礎設施不完善等深層原因。因此，資金方通常依賴流量方進行線上獲客，并借助擔保公司等中介機構分擔風險。
但這種分工合作的利益鏈條并不一定能真正解決實際問題，反而可能加劇金融市場的風險，一旦鏈條某一環節失效（比如擔保公司資金鏈斷裂、風控機制失效），風險會像滾雪球一樣迅速變大。
而這個風險傳導過程中，實際借貸成本也被大大抬高。
以財新報道為例，一位大學老師因研究在京東APP上申請京東金條借款，原本打算在放款前終止流程，但尚未等他點擊“同意”，系統便自動放款了10.8萬元。次日他欲還款，系統告知，他需要支付3000元的利息。
此次借款的資金方是浙江寧銀消費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服務環節由拍拍貸的關聯企業——上海耳序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負責，京東則承擔了導流角色。雖然這位老師與資金方“默認”簽訂的借款協議中，年利率僅為3.7%，但經過京東的撮合、拍拍貸的擔保，以及各類服務費、管理費等多重環節，最終他實際承擔的綜合年化成本卻高達24%。
（圖片來自姜教授的視頻）
“套路貸”背后，則是網貸機構賺得盆滿缽滿。
2024年，奇富科技實現歸母凈利潤62.48億元，銷售凈利率高達36.4%；信也科技也不甘示弱，全年歸母凈利潤達23.88億元，銷售凈利率為18.27%……
軟肋
大學生本不應該成為貸款的主要目標群體。雖然他們年滿18歲，具備法律意義上的獨立行為能力，但大多數人既缺乏社會經驗，也沒有穩定收入來源。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互聯網平臺涉足網貸業務，從電商、短視頻到外賣，幾乎所有流量平臺都設置了借貸入口，或自營或為其他貸款機構導流。這些國民級的應用，更容易地給大學生們打開了網貸的入口，既隱蔽又易得。
“網貸在校園里好像是無孔不入。”上文提到的山大心理學專業教師表達出一種無力感。
理論上，大學生不應該是理想的客戶。但現實中，他們是最理想的獵物。
這背后有其必然性。
由于信息不對稱，金融體系中產生了兩種痼疾，分別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在借貸交易開始前，金融機構便知道借貸者資質良莠不齊。為了規避違約風險，他們選擇提高整體利率。但這種做法最終留下的幾乎都是那些孤注一擲的“高風險”客戶。
在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中，金融機構為了彌補損失，只能繼續提高利率，這導致逆向選擇加劇，此類小貸/網貸平臺一定吸引到的那些無法從其他渠道獲得更低息的貸款，而轉向這類對信用資質要求不高的平臺的人。往往，從一開始，這些借貸人就沒打算還錢。
所以，在網貸產品設計中，貸款利率通常與違約風險掛鉤，高利率意味著較高的違約風險。這種設計本身就假設了“有些人可能不還錢”，就只能通過提高整體利率，迫使按時還款的客戶為其他人的違約“買單”。
這就造成了一個致命的怪圈：那些原本有還款能力、但由于信息不對稱被誤導的人，反而被迫承擔了更多，最終形成了“好人被剝削”的局面。
大學生，正是這場博弈中的最大受害者，他們也是整個網貸鏈條中，最易被攻破的薄弱環節。
首先，大學生們通常有強烈的還款動機——他們不想成為“老賴”，因為他們還有相對清晰的未來。姜樹廣指出，中國尚無個人破產制度，學生或家庭一旦陷入債務危機，無法合法進行債務重組或清算，最終只能長期承擔“失信”記錄，影響個人發展，甚至波及家庭關系。
為了保住未來，最終的責任往往會被轉嫁到父母身上，形成家庭的無限連帶責任。但這對于網貸平臺而言，可能并不是個壞消息。
除此之外，網貸平臺還鐘情于大學生的一個原因是：他們的信息非常“好溯源”。山大心理學專業教師指出，網貸平臺能夠輕易獲得大學生的詳細信息，包括所在學校、同學、老師，甚至家長的聯系方式。若發生逾期，平臺可以通過多種途徑進行催收，幾乎讓大學生無處可逃。
這些大學生的命運，似乎早已注定。
但問題又來了。自2017年起，監管部門多次出臺禁令，明確禁止各類網貸、小額貸款公司向大學生發放互聯網消費貸款，“校園貸”為什么還能無孔不入？
首先，網貸行業的監管職責分散，缺乏明確的主管機構。
例如，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負責銀行和保險類借貸問題處理，而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者保護局也并不受理此類投訴，這致使網貸業務處于某種真空的狀態。
其次，“正當消費”、“超前消費”和“過度借貸”等關鍵概念依然界定模糊，缺乏可操作性的細則，導致在實際執行中難以界定和查處違規行為。
比方，如何準確識別借款人的學生身份，如何具體審查貸款用途等相關細則尚不完善，給了違規平臺大把可操作的空間。以及在明知監管禁令的情況下，他們仍能通過隱性收費、模糊身份審核等手段繞開政策，甚至故意將“學生”群體淡化為“年輕人”，以規避監管。
舉個例子，部分平臺在審核過程中，干脆不主動識別借款人是否是學生，僅憑身份證和手機號便可放款[3]；有的平臺要求23歲及以下用戶簽署“非學生承諾函”，但這不過是一種免責形式，根本不算有效的風控手段[2][6]。
止步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寫道：“通往地獄之路，都是由善意鋪成的。”
網貸已經背離了初衷。
網貸起步于2007年。當年，“互聯網金融”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政策層面開始鼓勵普惠金融，希望通過互聯網技術降低金融服務門檻，讓傳統銀行難以覆蓋的中小微企業、農戶和低收入人群也能獲得融資機會。
以宜信為例，它最早在中國推廣個人對個人（P2P）借貸，其創始人唐寧就曾深受尤努斯“窮人銀行”的影響。
1976年起，尤努斯在孟加拉試點小額信貸，最初幫助了數百名窮人脫貧，隨后擴展為格萊珉銀行。格萊珉銀行為650萬借款人（主要是農村婦女）提供信貸服務，覆蓋7萬多個村莊，還款率高達98%。每位借款人都擁有銀行股份，強調“窮人自己的銀行”。
然而，2014年，這個行業開始野蠻生長。網貸作為一個行業，畢竟有了自己的利益訴求。
“我們不能對過度借貸現象聽之任之。若任其發展，中國社會的經濟意識形態可能會從傳統的高儲蓄文化轉向高借貸文化，其潛在危害難以估量。”姜樹廣表示。
“特別是，網貸現在影響的，正是年輕一代。”
回顧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歷來以高儲蓄著稱，如中國的家庭儲蓄率常年高達30%-40%，遠高于美歐等發達國家。這背后既有歷史上不安全感的積淀，也有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對未來收入預期不確定等因素的影響。
“擁有大量儲蓄、低債務和強大儲備貨幣的國家能更好地抵御經濟和信貸崩潰；儲蓄少、大量負債，沒有強大儲備貨幣的國家抵御能力則較弱。”達利歐《原則》里如是說。
可以說，高儲蓄文化長期以來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無論對國家還是家庭而言，積累財富的根本在于儲蓄，而非負債消費。
但當前一代年輕人大多未曾經歷物質匱乏的年代，缺乏對高儲蓄文化的深刻認同，更容易受到西方高消費觀念的影響，盲目舉債、超前消費。以及大量網貸平臺通過低門檻、快速放款和多樣化營銷手段，鼓勵年輕人“花明天的錢，享今天的樂”。
據2019年《中國消費年輕人負債狀況報告》顯示，中國年輕群體信貸產品滲透率已高達86.6%，近一半的年輕人存在實際負債，許多人甚至陷入“以貸養貸”的惡性循環。
可以看到，我們社會的消費和儲蓄觀念正在悄然發生改變。
這一趨勢值得我們高度警惕。美國因長期推崇負債文化，已引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近期的全球貿易大戰會被觸發，說到底還是因為美國正面臨債務危機。依靠全球對美元的信任，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的不斷膨脹，由此陷入嚴重的債務困境。截至目前，美國國債規模已突破36萬億美元，債務占GDP比重逾120%。
更糟的是，當前市場上許多國家正傾向于拋售美債而非繼續增持，其背后根本原因在于美國的信用已被嚴重透支，美債正被越來越多的投資者視為“風險資產”而非“無風險資產”。
一旦美國爆發債務危機，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將受到極大威脅，甚至可能引發新一輪的全球金融危機，這對美國來說是難以承受的災難。
為了緩解債務壓力，美國總統特朗普把關稅作為談判籌碼，要求其他國家承諾購買更多的美債等。在“海湖莊園協議”的新計劃中，特朗普的經濟顧問曾提出一個建議：通過關稅豁免作為交換條件，要求外國政府將其持有的短期美債轉換為超長期債券（如100年期），以此降低利息支出。
美國的負債文化不僅深植于其政治體系，也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早在20多年前，美國學術文獻中就提到，美國每10個家庭中就有1個家庭經歷過破產，根據美國普查局數據，截至2024年7月，美國總人口約為3.4億人，對應約1.2億個家庭。這意味著，差不多有1200萬個美國家庭深陷“發薪日貸款”困境。
所謂發薪日貸款到底有多可怕？如果按年化利率計算，最低可高達3686%，最高甚至達到91633%。
此外，約44%的美國家庭在遇到緊急情況時，甚至拿不出400美元應急。
我們不能重蹈美國的覆轍。
參考資料：
（1）《互聯網貸款導流：業務模式與監管合規》；
（2）《“校園貸”問題再現，難點究竟在哪？》；
（3）《誰之過？以貸養貸，困在“還貸”中的大學生們》；
（4）《揭開網貸灰色面紗②：8%資金成本如何膨脹至36%綜合息費》；
（5）《數字經濟中黑暗模式的法律規制：基本原理、域外方案與本土路徑》；
（6）《五部門聯合發文治理大學生互聯網消費貸款亂象 讓大學生遠離不良“校園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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