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劇場里，幾乎沒有語言表達功能的26歲青年樂樂，自言自語的少年小徹，還有一名年齡更小、不愛說話的男孩，和舞者薛佳及五名志愿者圍成一個圈。在薛佳的指引下，他們盤坐、站立、俯臥，用手掌、小臂、面部觸碰自己、他人和地面。這樣的訓練經常被打斷，有的孩子間或用手敲擊頭部，搖晃身體，還有的不時大叫“薛佳老師”，聲量漸次變大，稍被干擾就兀自用力拍打胳膊。

5月下旬，當第一財經記者來到北京東城區鼓樓大街附近的一個胡同四合院里，薛佳正在進行這場特殊的教學——孤獨癥舞動療愈。自2016年在摩登天空live house第一次授課后，薛佳9年接觸了200多名孤獨癥孩子。“盡管他們難以用語言社交，但可以通過肢體引導，幫助他們建立主客體關系，打開言語外的表達渠道，‘講出’那些被語言困住的訴求和情緒。”薛佳說。

舞蹈具有療愈性，這一點為公眾所周知，但鮮有人將其視為一種“心理治療的藝術方法”或者在特殊疾病領域的一種“非藥物治療手段”。

改變發生在近一個多月里。4月底，“舞蹈治療”被教育部列為今年高等院校的本科新增專業。“（市場）一下就火爆了，也有很多家長、機構找到了我們。但這里面存在一些誤解，存在一些泡沫。”與薛佳共事多年的互動數字藝術家項硯冬告訴記者。

作為一門橫跨藝術、心理學、醫學等領域的創新學科，舞蹈治療人才如何培養？藝術院校畢業生能否走進醫院，獲得醫生與患者家庭的認可？一節課收費幾百到上千元，“無證執業”背后，有哪些客觀原因，如何改變？近日，第一財經與多名舞蹈治療從業者、高校教師、臨床醫生和心理學界人士進行對話。多名受訪者均提到，社會對舞蹈療愈的需求在不斷加大，但如何建立一套客觀的、科學的實踐規則、測量標準和從業秩序，仍待更多探索。

治療還是安慰劑

藝術治療，最早出現在二戰后的美國。美國舞蹈治療協會曾將舞蹈治療定義為“一種運用舞蹈或動作過程以促進個體情緒、身體、認知和社會整合的心理療法”。

相較于歐美市場，中國內地引入舞蹈治療時間較短，目前主要面向有情緒問題的亞健康群體，這讓從業者們更多將自己稱為“療愈師”而非“治療師”。

最近幾年，在北京、上海、江蘇、廈門等地，少數高端養老院、特殊教育學校、康復類機構、患者組織等開始在孤獨癥、心智障礙、老年認知癥等疾病領域，引入舞蹈治療。不過，舞蹈究竟是作為一種療愈還是治療手段存在，又或者只是患者家屬的“安慰劑”，不同人有著不同的看法。

“如同女生可以吃燕窩，但并不會起到真正有質量的養顏效果。”當談及如何看待舞蹈治療，上海某兒童醫院從事孤獨癥診療多年的臨床醫生對第一財經記者做出這樣的比喻。

在她看來，舞蹈可以作為孩子康復訓練的一種途徑，用以提高孩子運動的協調性，但還無法上升至“治療”程度。

薛佳自始至終都稱自己為療愈師，這是因為孤獨癥終身無法治愈，她不希望給孩子家長帶來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她同時認為，舞動療愈對于高敏感、有強應激反應的孤獨癥孩子，確有治療效果。

圖為薛佳孤獨癥舞動療愈教學現場 受訪者供圖（下同）

發現問題是舞蹈治療的第一步，并且是通過肢體溝通的方式。薛佳的第一名孤獨癥學生是一名6歲女孩。第一堂課上，女孩不停地踹鋼板、揪周圍人的耳朵。經過三四堂課的觀察，薛佳發現，女孩揪耳朵的行為其實是表達對對方的好感，她越想接近對方，就會越用力地揪對方的耳朵，而在她過去的生活中，家長每次遇到此類情景，就會迅速制止，向對方道歉，再帶著孩子離開，這讓孩子的癥狀越積越深。

近幾年，薛佳開始接觸大齡孤獨癥孩子以及青年，樂樂就是其中一名。三年前，23歲的樂樂只能依靠聲帶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不辨方向，且觸覺和聽覺高度敏感，頭部、肩膀處的皮膚全是撓傷，甚至拒絕家人的身體接觸。

薛佳在起初的三個月，通過樂樂的肢體反應，摸索出他高敏感的邊界，進而幫助他控制應激行為。隨著教學的深入，樂樂在薛佳的肢體引導下，逐漸可以區分威脅性和非威脅性的接觸，開始了解自己的身體，知道如何表達情緒不會給自己造成傷害，溝通欲望也變得強烈。再后來，薛佳在舞動療愈中加入語言、方向等專項訓練。對于“樂樂可以叫出自己的名字”這件事，也讓薛佳和樂樂母親感到意外之喜，因為這個年齡段的孤獨癥患者通常被現代醫學認為干預效果甚微。

“孤獨癥最本質的問題就是他們不知道如何用正確的方式與這個世界進行交流溝通。但肢體行為是直接的，引導者可以發現孩子肢體行為背后所壓抑的情感，或出現應激反應的原因，比如他們是否感到緊張、恐懼或者安全；再通過即興的具身互動，引導和緩解他們的應激行為，幫助他們與外界建立一種溝通。”薛佳說。

國家老年大學授課教師、美國舞蹈治療協會（ADTA）受訓舞蹈/動作治療師楊瑩長期專注于為認知癥（如阿爾茨海默病）長者提供舞蹈療愈服務。在她看來，針對認知癥長者，舞蹈療愈更應被看作是一種“通過身體動作促進身心健康的非藥物支持方法”。和許多有效的支持手段一樣，治療師需要先與認知癥患者及其照護者建立起安全、信任的合作關系，并保持規律的干預頻率。

“認知癥是大腦發生了實質性的病變（如腦萎縮），并非單純的心理問題。舞蹈療愈的幫助，核心在于身體活動對大腦和情緒產生的積極影響。它不同于藥物直接針對病變部位。評估舞蹈療愈的效果需要結合多方面的觀察和感受，比如患者社交行為的改善、生活質量的提升、患者和照護者更有連接感。”楊瑩告訴第一財經。

從民間到高校

薛佳和楊瑩都是國內較早期從事舞蹈療愈一線工作的舞者，薛佳開始于2016年，楊瑩開始于2014年左右。

這些早期的民間探索讓市場看到了舞蹈治療的效力，一些實踐者和海外歸國學者也開始有意識地將舞蹈治療引入高校教育體系。

今年4月底，教育部發布《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25年）》，“舞蹈治療”為新增的29種本科專業之一。此前一年，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已開始對“舞蹈治療”定向招收非全日制專業碩士生。

目前，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已獲批成為全國首個開設“舞蹈治療”本科專業的高校，預計將于今年開始招生。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音樂與舞蹈學院院長張強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該校十幾年前就已開設“舞蹈療愈”相關課程，作為舞蹈學（師范）專業的特色課程。正是基于這些前期師資和教學基礎，該校最終得以專業申報成功。“但需要承認的是，時至今日舞蹈治療在中國還沒有完成真正的本土轉化，我們希望可以成為‘鋪路者’。”

就業界人士對于該專業定位為“治療”還是“療愈”、“舞蹈”還是“舞動”的爭論，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舞蹈學教師劉珊珊對第一財經表示，本科階段教學應更偏向實踐，所以最終采取“舞蹈”而非“舞動”作為專業名，這是希望該本科專業能夠更好體現舞蹈的本體性。

劉珊珊同時提出，按照設想，舞蹈治療畢業生既能夠勝任普通亞健康群體的舞蹈療愈，也能在特殊教育學校教授特殊兒童，并為醫療舞蹈治療打下從業基礎。加之已有多項認知行為學、神經生理學等研究證據及臨床實踐證實舞蹈治療能為慢性精神分裂癥、阿爾茨海默病等特殊疾病人群改善生活質量、緩解癥狀。所以，考慮使用“治療”而非“療愈”定為這一本科學科名稱更合適。

隨著潛在需求市場擴大，近年來，在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之外，也有一些藝術院校開設了舞蹈治療相關的本科課程。不過，對于這些本科畢業的藝術生能否勝任特殊疾病領域的舞蹈治療，一些受訪人士持審慎態度。

廣州中醫藥大學公共衛生與管理學院講師李璟表示，如果將舞蹈治療看作為心理治療的一個分支，那么實踐者所需具備的心理學知識可能并非藝術本科專業所能覆蓋。李璟同樣在高校教授藝術治療課程，但她授課的對象是應用心理學專業學生。

“在治療過程中，參與者的心理行為障礙或激烈情緒會表現出來，如果引導者不具備足夠的心理學知識，可能會對參與者造成二次傷害；而當參與者罹患精神疾病時，引導者沒有對其進行預先評估，還可能導致參與者出現嚴重的應激發應，對引導者造成傷害。”李璟對第一財經表示。

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名服務于云朵藝術療愈公益的藝術治療師對第一財經提到，國際上專業的藝術治療師必須具有專業的醫療知識背景，包括成長學、病理學、心理學、腦神經科學等專業知識，再加上藝術創作和即興能力，經過大量的臨床實習并通過考試，才能最終成為一名合格的藝術治療師。

楊瑩也表示：“盡管作為‘舶來’概念，舞蹈治療常被賦予‘前沿’‘高潛力’的標簽，但實際應用需扎實的心理學與醫學交叉訓練。對舞蹈專業學生而言，它雖開辟了醫療康復、特教支持等新方向，卻并非無門檻的就業捷徑。”

“在舞蹈治療比較成熟的歐美國家，舞蹈專業學生往往是在研究生乃至博士階段才開始進行跨專業融合，系統學習心理診療理論、藝術治療理論和實踐臨床技能。”楊瑩說。

由于國內舞蹈治療等一眾藝術治療起步較晚，李璟認為，短期內培養出一批成熟的跨學科人才存在困難。更不用說，“藝術”需感性思維，“心理學”則是理性的科學，同時具備感性和理性思維的人才少之又少。在此背景下，或可讓藝術學、心理學和醫學從業者組成一個團隊，共同對特定人群實施舞蹈治療。

醫療與教育體系的顧慮

在與薛佳合作研發孤獨癥舞動教學體系的第九年，項硯冬第一次感受到市場“熱了”。這一個月以來，邀請他和薛佳講課和演出的，以及慕名前來上課的，較過去多了不少。

而原本浮動空間就較大的市場收費情況，似乎隨著更多培訓機構、資本、公益力量等的介入，變得更加混亂。第一財經了解到，目前，針對特殊疾病的舞動療愈課，有的按照療程收費，有的按小時收費；有的小班課收費達到1200元/人，有的“一對一”課程則在500元/人左右；一些與醫療機構、公益組織合作的課程，則或將收費嵌入康復干預等項目之中，或僅象征性地收取50元以內的費用。

但在項硯冬看來，獵奇的人、跟風的“熱錢”來了又走，真正桎梏行業和他們團體發展的難題仍然待解——“缺人”又“缺錢”。

“一名熱心人士對我們的場地支持結束于2022年。近三年來，都是我們自己花錢在做孤獨癥項目，至今沒有籌到資金支持。下半年，愛丁堡國際戲劇節邀請我們進行孤獨癥舞臺劇表演，但如果6月上旬沒有籌到足夠的經費，計劃可能就擱置了。”項硯冬表示。

此外，據項硯冬介紹，負責導演、聲音、互動媒體設計的他和唯一一名舞動療愈師薛佳，還有不足10名的長期志愿者，構成了課程的全部人力。

李璟認為，“官方的職業資格認證體系的缺失”“培訓和從業門檻標準不一”等問題，恰恰說明舞蹈治療在我國還處于起步階段，供給遠小于需求，行業競爭還不充分，人才吸引力還不強。為了改變前述困境，需要讓“舞蹈治療師”真正走進醫療體系和教育體系，設立專職崗位，而非由舞蹈教師或者康復師兼職擔任，并暢通其職業晉升途徑。

廈門市特殊教育學校校長陳莎茵對第一財經談及了學校對引入藝術治療教師的三重顧慮。一是定位，藝術治療與學校原有的音樂唱游律動等課程各自如何定位、兩者如何結合；二是資金，藝術治療目前在市場上定價較高，作為一種新興的學科，藝術治療尚難獲得政府財政支持；三是安全性，即藝術治療是否會在實際干預中出現偏差以及如何避免。

不過，這三重顧慮也并非沒有化解之道。陳莎茵提到該校的三種嘗試：第一，通過引入特殊教育基金，聘請專業治療師對學校已有老師進行舞蹈治療培訓；第二，打破固化的分班模式，按照實際教學需求進行授課；第三，采用雙師制，由更了解孩子基礎情況和有豐富的孩子應激狀態控制經驗的特校老師和專業治療師共同教學。

而要想將舞蹈治療需求進一步轉化為市場，多名受訪業界人士認為，勢必要推動舞蹈治療獲得醫生和患者家屬的認可。

之所以醫學界仍持觀望態度，一名精神專科醫生以孤獨癥治療為例，對第一財經解釋說，對于家長而言，這類孩子原本可能就比同齡人發育遲滯，乃至生活不能自理，與孤獨癥孩子的家屬談“藝術”，對方或可能認為是天方夜譚，或報以“病急亂投醫”“試一試”的態度，又或寄希望于孩子“特殊的天賦”被激發出來，這些均偏離藝術治療的初衷。對于醫療機構而言，孤獨癥不屬于急性發病的疾病，所以公立綜合醫療機構通常對他們投入更少的住院資源；至于專科醫院，無論是經費還是醫護資源都更加緊張，加之這類孩子較同齡人對環境的適應性更弱，初期可能抗拒接觸并產生嚴重的應激反應，需要投入大量的、專業的醫護資源，所以專科醫院對于引入該干預手段的動力可能也不充足。

“無論是學科科普還是應用于一線臨床，藝術治療都還要走很長的一段路。此外，藝術治療自身的成熟度和規范性是臨床實踐接納的前提，而要實現這一點也需要醫學界為其提供臨床證據和真實世界數據積累的土壤。”這名精神專科醫生說。

事實上，也有地區先行一步。

據前述云朵藝術療愈公益的這名藝術治療師介紹，近三年，云朵藝術療愈公益與廈門市婦幼保健院聯合開展藝術治療課程。具體來說，醫護人員先遴選出院內處于疾病康復期、功能相近的孩子，再將教學名單提供給治療師，治療師針對孩子特征“定制”治療方案，進院對孩子進行一定頻次的干預。干預過程中，治療師根據孩子的反應和肢體反饋以獲悉治療結果，并在第一時間加深、延伸方案激發更多潛能。最終，綜合醫生的定期診斷、康復師的反饋以及治療師的各種量表等，形成更科學、更直觀的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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